日本曾经用30年时间实现了战后经济腾飞的“奇迹”。然而，如果审视这个奇迹的背后，就会发现，日本社会经历了激烈冲突。而作为这种冲突的副产品，便是各种超越道德底线的犯罪和极端行为。实际上，无论日本的钢琴还是中国的装修，反映的都是一个社会现象：在逐渐富起来的社会中，人们追求中产阶级抑或小资的生活，并把它作为梦想乃至攀比的砝码。在日本的上世纪70年代，钢琴是中产阶级家庭的体面象征，所以日本人无论有没有条件，都想方设法去买一台钢琴放在家里。1972年，在日本家庭中，钢琴的普及率达到了10%，这一年日本的钢琴生产达到33万台。然而，这种攀比，自然带有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特征，比如出事的奥村家，其女儿练琴的房间，只有三帖榻榻米大，换算成公制不到8平方米。在这样的地方弹钢琴，就算不踫到奥村这样敏感的邻居，恐怕也会让四邻不安。作曲家团伊久磨的评论更加深刻。他说：“我作为音乐家，当然多少也会把练琴的人看做自己人。但是，我并不支持大家在家里练琴，影响四邻。钢琴，本来是西洋国家有自己房子的人或者在沙龙里使用的乐器，（发生事件的）廉租公寓壁板很薄，在这种房子里摆弄钢琴本身就是放错了地方。钢琴，是为人服务的，要是人做了钢琴的奴隶，那世界可就颠倒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