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家杨雄的“玄亭”，唐代刘禹锡的“陋室”，明代文征明的“玉磬山房”、徐文长的“湘管斋”、唐伯虎的“六如居士（别号印）”、汤显祖的“清远道人（别号印）”；清代翁方纲的“复初斋”、王懿荣的“天绘阁”、何绍基的“不洗砚斋”、龚自珍的“定庵”、刘鹗的“抱残守缺斋”；近代梁启超的“饮冰室”、吴昌硕的“缶庐”和“石人才室”；现代朱自清的“犹贤博弈斋”、柳亚子的“羿楼”、梁实秋的“雅斋”、冯友兰的“三松堂”、陈恒的“励耕堂”、丰子恺的“缘缘堂”、梅兰芳的“梅花诗屋”、叶圣陶的“未厌居”、齐白石的“寄萍堂”、张善孖的“大风堂”、孙梨的“耕堂”、杨树达的“积微居”、阮章竞的“苦噪楼”、姚雪垠的“无止境斋”等，都是中国书斋文化的醒目而珍贵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