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个朝代的石雕文化
商代的石雕
商代社会中盛行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动物也是时人崇拜的神灵，因而石雕艺术家尤其善于表现形形色色的动物世界。大型的动物石雕多见于王都安阳殷。侯家庄出土的石鸭，造型粗重，周身有线刻纹饰，是一种不拘泥原形的再创造，其尖喙和突目勾活了猛禽的本质特征和凶狠的个性，其余细部皆被略去，其下双足粗细不一，是为了支撑平衡，也避免了单调感，其身上的羽毛和双翼则用线刻纹表示：这种于圆雕造型中融入图案装饰的手法，是商代雕塑区别于史前雕塑而形成独自风格的显著特点。商代石雕还具有一个重要的时代特点，那就是石雕开始融入建筑艺术的行列，从此，它就成为古代宫廷、陵园和各种大型建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周代的石雕
周承殷制，西周至东周初期并没有产生什么引人注目的石雕作品，与商代一样，周代的玉、石工艺品制作都是在同一作坊里进行的，所以我们在西周至东周初的礼器中，也发现有石雕作品。其类型有璧、环、璜、圭、璋、琮以及戈、斧、戚、刀之类的仿兵器仪仗用品等，这些器物是人微言轻标志贵族身份等级尊卑的礼器，所以制作都十分精美。
春秋战国的石雕
春秋战国开始流行的肖形印，事实上也是古代石雕技法在雕刻印章中的移植。肖形印有一部分印文属美术化了的古汉字，是石雕线刻和浅浮雕技术在印文镂刻中的应用，也是先秦古石雕成就的一个缩影。
秦代的石雕
秦代的著名石雕，据《三辅黄图》的记载，有新刻于咸阳横桥的古力士孟贲石像；修始皇骊山陵曾刻了一对高一丈三尺的石麒麟。遗憾的是，这些遗迹早已荡然无存。不过我们从上述的迹象仍可看出秦代石刻艺术对后世的深远影响。首先，大型的人体石雕创作是发轫于秦文化，并用作建筑和陵
园的艺术装饰。后来这种人体和兽形的巨型石雕，还发展成了后世王公贵族陵墓建筑的定制。另外，建始皇陵还“发北山石椁”，这样，将石雕技术应用于凿刻贵族和富豪纷纷仿效的先例。可见，秦代石雕艺术的确是中国古代雕塑史上短暂而又辉煌灿烂的一瞬。
众所周知，秦俑陶塑是世界古代雕塑的奇观，然而，我们在先秦和秦代的石雕艺术中，尚找不到与之相似的写实风格。石雕的形体要么是粗犷有力的，它具象而不酷似，却具有整体的和谐感；要么，它就是精雕细琢的图案装饰风格，犹如工艺品，或为两者的融合，尤其是线刻和浮雕形式，它们实质上成了留存古代绘画艺术的宝库。这在下面汉代石雕艺术的丰富考古发现中将得到充分的证实。
汉代的石雕
两汉许多石雕艺术杰作的涌现，都充分地证明了汉代是中国古典文化艺术发展的又一高峰。艺术的繁荣，与当时的经济、政治伦理、宗教哲学观、原始信仰、礼俗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最终促成了石雕艺术的发达，并奠定了其基本形式向更完美的境界发展的必要基础。可以说，后世石雕艺术的发展，完全要取决于它在建筑艺术中的应用广泛程度。从汉代的石雕艺术，我们不仅看到了当时高级的和一般的建筑形象，而且看到了石雕艺术发展的光辉前景。因为汉代建筑已经综合地运用绘画、雕刻、文字等形式作为各种构件的装饰，并达到了结构与装饰有机结合的程度，这正是后世中国古典建筑艺术最常见、最基本的手法。
隋唐时期的石雕
隋唐石刻艺术的伟大，主要还是集中地反映在建筑的广泛运用方面。在南北朝时代，佛塔是寺庙组群的中心建筑，到了唐朝，它虽然失去中地位，便仍不失为佛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庄严劲健的造型，还是衬托公共建筑和都市景观的依凭。唐代佛塔以砖塔为多，石塔就成了凤毛鳞角，其代表作有唐乾符四年西平顺县明惠大师塔。
五代的石雕
五代是短暂的，佛教石窟等建筑石刻的创制，自然也今非昔比，称得上能继前期辉煌余绪的仅有南京栖霞山佛教建筑石刻艺术。五代建成的栖霞山佛寺今已不存，其残存的舍利塔建于南唐时期，这座塔高约18米，为灰黑色大理石八角五层佛塔。塔的造型华美庄严，其构图也创造了中国密檐塔的一种新形式。它的基座绕以栏杆，其上以覆莲、须弥座和仰莲承受塔身，基座和须弥座形象突出，且饰以华丽的雕饰，这是过去的密檐塔所未见。
宋代的石雕
自宋以后，外国风格的石刻文字和雕刻、建筑艺术更为常见。这些西方艺术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中国传统的石刻创作，但它们却是西方文明东渐的明显信号。因此，泉州的外国石刻艺术的传入，在中国社会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明清时期，作为案头摆设的小型装饰性石雕更为常见，题材以观音菩萨、罗汉、达摩、寿星、八仙之类为主，已经从神坛走向了千家万户，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