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是那个年代最著名的富裕村，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的一个光环。一提到华西村，估计1980年以前出生的中国人90%都是知道的。兄弟我是一个70后江阴人，华西村距我家不是很远，但我也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乎江阴本地人更喜欢媒体中报道的华西村，而对真实的华西村关心的并不多。 媒体喜欢报道结果，而其过程往往不太容易知道或者不太便于报道。“华西村的村民年收入达到多少多少，每个家庭都有别墅，每个家庭都有汽车多少多少辆。”诸如此类的报道，恍然让人来到了传说中的天堂。但是如果我们把华西村看作一个经济实体，我们就会有很多疑问，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它是如何做到的，是不是像传说中讲的那样，华西村经济的告诉发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几乎没有人知道华西村是如何起步的，即使像凤凰周刊这样的客观媒体也没有调查出个四五六来，它的发家史完全是个谜。坊间传闻，当年华西村的吴仁宝是靠倒卖钢材起家的，但是真实情况可能将永远局限于吴氏家族内若干核心人物。 我猜测，华西村在起步的时候亟有可能做过两件事情：一、向村民集资；二、从事过某种基本原材料的投机。 在八十年代，一个村里的企业是不可能从银行贷到款的，除了集资以外，我们很难想象它能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启动资金。 华西村的起步据说是从小五金厂开始的，但78年之后就突然间“脱颖而出”了，赚到了两百万，到了88年，华西村产值过亿元。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价格双轨制能带来大量的利润，我们同样很难想象吴仁宝拿着铁锤集合了一些农民做些简单的小五金，在市场经济刚开始的时候，实现了净利润200万元。但是如果吴仁宝是用集资来的钱对钢材进行投机，那么其原始资本的积累就容易解释多了，据说为了某些原因，中纪委也对其进行过调查。时过境迁，这些原罪性的事件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吴仁宝没有将赚来的钱用于自己挥霍，而是利用这些钱打造了一个人人富裕的神话。在名义上，吴仁宝把钱分给了村民，但是他们没有支配权，钱财还是要统收统支的，于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似乎变成了现实，共产主义社会在江阴大地上出现了。 分析吴仁宝这么做的动机，有二：1、扰乱社会金融秩序和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罪名很大，他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一个解释；2、搞类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以取悦当政者，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吴仁宝本身是一个官，他的对政治是相当了解的。在此我想起了，吕不韦与其父的对话：“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吴仁宝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政治投机者，当时的他可能对核心领导层的斗争不太了解，但他却凭直觉找到了这个切入点。80-90年代，面对市场经济改革，中国政府核心领导层有着激烈的斗争，保守派和改革派相互倾轧，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有这样一个经济机构，它能通过市场经济这种形式来完成共产主义的目标，则这将大大减少“改革派”的施政的阻力？ 在得到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一致认可后，华西村的春天在真正是来临了。全国几乎所有的媒体几乎都在报道华西村，一夜之间华西村家喻户晓了，当然这也是吴仁宝所希望的。但是，北京方面可不傻，他们知道吴仁宝是一个好的新闻噱头，但是他不具备应有的政治才能，是一个一心想做官，但是又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投机政客，这也就注定了他只能做个村长。 虽然在政治上吴仁宝没有任何作为，但是从报纸到杂志到电台到电视，地毯式的报道，极大的提高了华西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是吴仁宝没有想到过的，但却是华西村日后发展的核心优势。 这让我联想起了80年代日本企业在央视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当时的广告价格与现在的广告价格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而日本人的战略观念可见一斑。而吴仁宝的歪打正着，使得其对于品牌的推广成本几乎为零，而效果却比日本企业更好。 在华西村集团真正的财务报表上，他的销售费用可能是很低的，而政府对华西村的宣传行为将其品牌价值推高到了几乎无穷大。从这个时候开始，吴仁宝一定觉得他的生意越来越好做了，当然利润也一定水涨船高。 在民营企业还处于边缘地带时，其生存环境是比较差的，国有企业不愿意与其打交道，银行也不愿意借钱给他，但是一旦民营企业拥有了国家信用，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于是一个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神话出现了，中国第一个首富村屹立在了江南大地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吴仁宝的一套集权制管理必将出现问题，现在他从烟到酒，从织布到炼钢，能做的他几乎都在做，随着国家给他垫付的销售费用却日益减少，吴仁宝的经营成本将被逐步推高，政治挂帅很难再为华西村提供新的支持，事实上，将来江湖上对华西村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多，这至少表明，他不是一个优秀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