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改造的不足之处

社会主义改造中存在的缺点和偏差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长期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学习苏联”有其不可避免性，有其起了积极作用的方面，而且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也有自己的创造，所以小平同志也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然而，尽管在农业合作化的过渡形式方面我们有自己的创造，但是，从过渡所要达到和没经过多长时间的过渡就迅速达到了的目标模式看来说，根本上还是从苏联搬来的。尽管在社会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方面，我们有自己的创造，但是，从改造的目标和结果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行实际上的全盘公有乃至国有来说，也还是照搬苏联的，由于苏联模式并不都是成功的和赶上了时代的，由于苏联模式并不都适合我们的情况，照搬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和某些政治本制和文化体制模式，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这种将“三大改造”运动的策略步骤与目标模式区别分析，有一定的代表性。即策略步骤方面创造性多，目标模式上基本照搬。然而，对于照搬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评价的侧重点与结论均有很大差距。

50年代党提出在工业化的同时逐步开展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但是这应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1955年掀起的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建立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则不符合当时中国国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三大改造从根本上讲是搞错了，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不应该消灭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有的文章谈到，由于总体上忽略了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的本质差异，从而缩小了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小生产改造的内涵，从而导致了工业化主体地位的否定.

还有的著作比较邓小平与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认为他们是“根本不同的”。毛泽东认为，经过“三大改造”，我们就在一个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内建立了马克思所预想的高级社会主义，因而，三大改造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这“恰恰表明了，毛泽东这时已陷入了新空想主义的泥潭”，邓小平则“只是肯定了‘三大改造’的短期效应，同时否定了‘三大改造’的长期效应。”

在三大改造后期，也存在 要求过急， 工作过粗， 改变过快。等缺点

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后期，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等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