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房子在战乱时期都是自己盖，如陕西一带居民为了躲避战乱又能及时逃走并且减少损失，就己挖窑洞。
宋朝成套住宅售价从500贯到10000贯不等，500贯到1000贯是中等收入人家的住宅，一贯的币值换算成人民币，是以米价来折算的，根据不同时期的米价，宋朝的一贯钱大约合人民币300――600元的购买力，取其中为450元合一贯钱。那么宋朝的一所成套住宅售价就在22.5万元――45万元之间，上五千贯的都属于豪宅，最贵的是一万贯。南宋通货膨胀，一贯核算到了七、八百人民币，一万贯就合七、八百万人民币。唐、宋时期的官员薪水都很高，宋朝官员还有退休金。知府年薪是300贯，做到高官（二品以上）年收入都在八千至一万贯左右。（不要以为宋朝的房子很贵，宋的经济没的说）
一个十口之家，一年的消费在100贯钱左右，过得非常好，北宋一贯钱可以买一头生猪，600文铜钱可以买一石米，一石米合66公斤。到南宋最贵的时候一头生猪才2―3贯钱，一石米两贯钱。北宋中等人家的资产最低在1000贯以上，南宋在3000贯以上，
唐宣宗大中十年，敦煌居民沈都和因为急等钱用，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房屋转让合同写的是：这套房子按面积计价，每尺价值小麦两硕五升，另外房子里所有家具陈设也随房子一起出让，总共价值小麦二十九硕五斗六升有余。“硕”是古代的容量单位，跟“石”通用。唐朝时期一石约有90斤，按当时麦价每斤8角折合下来的话，那么每平方米的房价能卖到1555元。而当时敦煌平民每月的收入一般不会超过两石小麦，也就是在300元以下。由此可见，平民老百姓不可能买得起住房。看来房价之高古已有之，如今房价高，也算是对传统的继承。
不过就算老百姓买不起房子，当官儿的总得有一个像样的住处吧。其实这也未必，要看是什么时候。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了商周时代房屋买卖、租赁的现象，说明那个时候就有住房交易了。不过因为商周时代人口稀少，经济又以自给自足的模式为主，所以在唐代之前，住房交易不算活跃，房价也不算高得离谱，朝廷也能为官员提供免费的官宅。但是唐代经济发展后，房价相应大幅攀升。而官吏也逐渐增多了起来，政府也在高房价与多官吏的压力下，渐渐无力再为官员提供免费的官宅了。
而到了宋朝时期，那些无力自购住房的官员，都是向管理官府房产的行政部门租房。据《宋史》记载，屡从太祖、太宗出征的老将刘福去世后，他的子孙后代就失去了可以居住的私宅。
看来，当上官也不意味着全家人从此不愁住房问题了。而且唐宋时期“休官”的实际含义，并不只是失去了在某个职位上行使权力和支领全额官俸的特权，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不能继续居住在官邸里，这些休官之人不得不为住房问题而奔波。如宋仁宗时的宰相杜衍，因为为官清廉，不置私产，退休后连迁居乡间住宅的退路都没有，只能长期借居在南京车院，直到去世。苏辙退居许州后，看到李方叔的新居，羡慕不已地说：“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于是苏辙也为自己盖了所房子，不过他心愿虽然满足了，一生的积蓄也花光了，真可叹他到了这把年纪还做房奴。
其实做房奴的又何止苏辙一人。宋朝时期有个叫张仲文的人写了一本书名叫《白獭髓》的书，这本书里就提到了“房奴”：“妻孥皆衣蔽跣足……夜则赁被而居。”意思就是存款和借来的钱都花费在房子上了，现在只能背负债务节衣缩食过日子，不但老婆孩子身上没一件好衣服，连被子都是向别人租来的。
清朝也有房奴。光绪年间，北京那些买不起房的人就自己盖，盖不起就借钱盖，等以后慢慢还。有一首竹枝词反映了这种情况：“搭得天棚如许阔，不知债负几多钱？”
其实在古代，不仅有房奴，还有蜗居。北宋初年有个大学士叫陶毂，他这样描绘老百姓的住房紧张：“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笼，分寝儿女。”意思就是说房子太小，只能在房子的天花板和地板的中间加一层，隔成小复式。卧室太小放不下床，就把箱子柜子拼起来让孩子们睡。
贷款买房其实在清代才出现，而真正意义上的住房按揭，是到民国时代才有的。
而买房子的时候，其实古代人也跟现代人一样，要考虑很多的因素。
第一就是看房价是否承受得起。比如苏氏兄弟，远离首都选择在房价相对便宜的地方买的房子。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买房经历更有意思，当时他的官职是“校书郎”，每月1600钱。那时候白居易在长安东郊租了4间茅屋，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又养了一匹马代步，此外还雇了2个保姆，这样一来每月开销是7500钱，剩下8500钱存起来。但是存了10年，他也没能在长安买下一套房子。后来白居易在陕西渭南县买下一处宅子，平时住在单位，节假日就回渭南的家。这和现在的大都市白领差不多，在郊区买房，在城里租房上班。
然后就是要考虑位置和周边环境是否满意。古人很重视居住环境，反映这种状况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孟母三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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